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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代中国建筑的精神在哪

编辑:苏州飞猫设计有限公司   时间:2015/01/12   字号:
摘要:当代中国建筑的精神在哪

2012年,世界建筑学界最高奖项——普利兹克奖得主、中国设计师王澍,着实成为西方建筑界的宠儿,并引发了国内建筑界上海VI设计一次“地震”。地域精神再一次成为评价建筑的风向标,这是国内建筑界始料不及的。


当我们正把国家最高科学奖授给吴良镛时,西方人却把象征着建筑界的“诺贝尔奖”颁给了一个体制外的、个性十足的人,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国建筑界的调侃。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提出了严肃的问题:当代中国建筑的精神在哪?中国在城市化大发展时期,其建筑的方向该指向何方?


尴尬的是,王澍是中国建筑市场中的边缘人物,作品虽说扎根本土文化,但从整体的品位格调上看,仍不乏西式的英雄主义表现,这恐怕与中国传统建筑“恬淡无奇”的境界相去甚远。王氏作品还注重形态要素和强烈的体量造型,刻意呈阳性,还有较多的柯布式风格。这种体制外随性而起的“非常态”,获得了西方人的褒奖,成为一种意义的界定,说明中国建筑的话语权实际上掌控在西方人的手中,如同中国商品期货的定价权掌握在西方人手中一样。


如果理性地分析中国建筑精神特别是传统精神,不难发现一种化整为零和化零为整的理念,即不以“座”而以“群”的方式构成:基本上是组或群的建筑组合,并形成院落式的空间格局。因此,它不刻意追求建筑形态的创新,而强调空间的序列。例如,中国建筑的合院思想注重总体布局,认为“实”与“虚”是相生的统一体,因而,建筑整体上呈现出无形而有意,意在情景之中。可以说,外谦内扬是中国人一贯的生活态度,反映在建筑上就是“门堂之制”,正如“不得其门而入,不见宗庙之美,百官之富”。


正如李允鉌在《华夏意匠》中所言:中国的单体建筑采取了“标准化”,在变化上是有限的,相反,在院落空间中形状、大小和性格等的变化是无限的,用“无限”来引导“有限”,化解了“有限”的约束。就是说,不过分追求建筑物的高大奇巧,而强调空间的进程,即在空间展开游历体验,如同中国山水画中的散点透视,步移景异,层层递进,同时表达了一种长卷式绘画边走边看的全景感受。


由此可见,中国建筑空间形态体现为阴性,以“负体形”的院子作为重要表现要素,关注“虚空”的界定,而不在意“实体”的变化,这恰恰与西方阳性化的体块式建筑形成鲜明对比。相比之下,王氏作品基本上是通行的国际化,在中国大市场中微不足道,或者说是另类的个性表现。


对中国设计师而言,问题的焦点在于何谓“创新”?摆在国内设计师面前的问题恐怕远不止简单的形态创新,比如权贵利益、官方意志、商业噱头以及集体无意识等,都成为建筑创作中的羁绊。当下中国的城市化,处于过度膨胀的发展状态,一方面,新颖的建筑带来了光鲜炫耀的城市风景;另一方面,建筑在盛装之下隐隐作痛,在浮夸、浪费和消耗面前,无数次地改头换面。更有甚者,简单的“拆与建”导致了更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城市问题,民生、贫富差距以及城市形象趋同化等,成为我们天天关注、但似乎又不关注的话题。设计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被项目冲得无影无踪,过多关注于自身的感觉,实际上是缺乏公德意识的表现。


所以说,王澍得奖值得国内建筑界反思,中国建筑发展终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向,因而不断受到西方思想的侵蚀,大多数设计师无视于本土文化和情感。在改革开放进程中,建筑变得混合、骄躁和非常态,失去了文化的平衡,“杂音”充斥于建筑之中。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,使得原本纯正的血统变为了“混血”,正如日本建筑师黑川纪章所说:“混血具有将异质的、敌对的元素融入自身的灵活应变性。这种灵活性、应变性,表明其自身仍然处于未成熟的状态。”于是乎,建筑创新之争,多半是关注其外在形式,而非内在的意蕴。


令人遗憾的是呈主流的美学意识,普遍缺乏对人文地理差异的理解和尊重,使真正注重地域类型的设计遭受冷遇排挤,很大程度上,时尚精神胜过场所精神。这种竞争实质上已经脱离了人们的需求,因为在社会价值标准不明的情况下,所谓创新只能屈从于纯粹的量化成就,而不是立足于地域文化的振兴,变得随意、浅薄和盲从。


在西方意识的感召下,国内很多设计师基本丧失了独立创作的精神,一方面被强势的西方意志所“指导”,另一方面在利益权衡和形式创新的双重压力下,妥协为世俗化的概念推销者。虽然一时甲状腺亢奋的想法,可能会眼前一亮,但因自相矛盾,更容易造成肤浅的精神误导,强加于人文地理之上的“垃圾”,已是比比皆是(图2)。因此,抵制自大妄为应当成为一种觉悟,而驱除外来神话更需要坚强和信念。


综上所述,我们需要在地域类型学的基础之上沿承有序地发展今天,要警惕简单地复制或篡改历史图式及符号带来的危害,特别是人们善于从古至今、从西到东地寻找着一些快捷的途径,以获取一个令人愉悦的繁华世界和所谓的文化。这种把兴趣放在搜集古今文化图式和符号上,更多地是带有某些主观意志或噱头的炒作,或者说是一种陈腐的“拼贴术”。


美国建筑理论家科林圠认为,“拼贴术”作为不明的期望目标,可能导致形式主义、即兴式、城市景观杂拼、波普主义以及其他人们可以选择命名的程式。严格地说,“拼贴”的方法是一种认识论的妄想,其信息是含糊或混沌的,并不能表达文脉的理想化。而且,缺乏内涵的简单拼贴,难以令人心服,特别是以极度奢华的方式“拼贴”属于精神的东西时,更易招致人们的质疑和反感。


毋庸置疑,建筑物基本目的是使用,即满足于生活的各种需求,符合更多人的利益,或者说需求在于物质与精神双重标准的实现。就此而言,王澍作品之争正是实用与精神的矛盾,尽管演绎了本土可持续性的建造和传统文化的重塑,但是无论如何,“实用”是不可缩减的建筑概念,而且不能过度强调社会脉络之外的个人化的专业“措辞”,把生活的复杂性减至基本功能,这一点也是人们对其作品的质疑之处。


实际上,我们缺乏为普通人做普通设计的勇气,害怕平淡,但其实平淡是生活的常态,精彩的平淡是一种高境界。设计也是如此,一旦脱离了形态的束缚,便可进入创作的自由,由专注于样式的翻新转向对人的行为及需求的关注和尊重。一种不太注重表面化的效果,是真正进入了“但得琴中曲,何劳弦上音”的境界,这也许是当今国内设计师普遍缺少的文人心态吧。(作者:刘昆 。本文参考了《华夏意匠》、《黑川纪章.新共生思想》、《拼贴城市》等文章)


附录:


  王澍1963年生于新疆,在西安生活。他于1985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建筑系,2000年获同济大学建筑学博士,现任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、博士生导师。他喜欢箫管,擅长书法和山水画,执着践行中国本土建筑学理念,享有“中国最具人文气质的建筑家”美誉。代表作品有世博会宁波滕头案例馆、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和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园等。


普利兹克奖是每年一次颁给建筑师个人的奖项,有“建筑界的诺贝尔奖”之称,奖金10万美元和一枚铜质勋章。这是1979年由普利兹克家族的杰伊·普利兹克(A.Pritzker)和他的妻子辛蒂(Cindy)发起,凯悦基金会(Hyatt Foundation)所赞助的针对建筑师个人颁布的奖项。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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